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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論文沈從文小說中的“湘西世界”

來源:貴州自考網 發表時間:2018-06-19   【 【貴州自考網:貴州自考考試第一門戶網】

     文作為最后一個浪漫派的代表,他的鄉土小說表現理想世界中農村生活的淳樸寧靜,表現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都市文明入侵農村所帶來的中國傳統美德的消失、田園生活自然和諧的被破壞。但他總是站在美好人性的角度上,反觀湘西社會的“常”與“變”,將生命、人性、自然三者統一,構成了“一種愛與美的新宗教”[1]。他的文藝思想棄絕傳統的“載道”觀念,棄絕文學成為政治的附庸,并以此堅守自己的自由、獨立的文化立場,為人們描繪出了一個從未有過的、多姿多彩而又多災多難的湘西世界。

       在沈從文傾心構造的這個獨特、多姿多彩的湘西世界里,寄托了他的審美理想,他在古老的生活節奏和情調中,塑造了一系列不帶社會階級烙印的自然的人,謳歌人生的自然性、自由性、自在性以及自得其樂的人生境界,力圖表現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形式[2]。”然而,只要是忠實于生活的,即使是以歌頌理想為宗旨的浪漫主義作家,也不能對現實無動于衷,他的作品也不能不折射出他所生活的時代,當資本主義勢力侵入中國農村,都市文明也開始進入閉塞的湘西時,他敏感的心靈不能不受到強烈的震動,不能不發出對于都市文明侵襲下傳統美德淪落的感嘆。下面我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進一步分析了解他筆下豐富多采、獨特美麗而又苦難深重的湘西世界。

一、自由人性與健康純樸之湘西世界

       沈從文努力從歌頌理想中自然純樸的農村生活出發,去建造一個他理想中“供奉”人性的“希臘小廟”,來表現下層勞動人民崇高的人性美。在他的作品中,天真嬌美的少女和飽經風霜的老人是他經常表現的人物形象。前者如《三三》中的三三、《邊城》中的翠翠、《長河》中的夭夭、《阿黑小史》中的阿黑;后者如《邊城》中的爺爺、《長河》中的老水手等。在湘西青山綠水里,受著自然的養育,遠離塵囂,生活著的小兒女爛漫如花、清純如水,他們的心靈沒有沾染半點俗世的纖塵,那么誠實無邪、聰明伶俐,是人類天性的真正代表;老爺爺世故如松、剛強如石,人生滄桑、生活磨難并不曾損蝕他們的淳樸,那么忠厚善良、慈愛可親,是我們古老民族傳統美德的集中體現。這些少女和老人的形象成了作家理想的象征,在他們身上沒有都市文明的污染,是自然化育了他們的靈魂,塑造了他們的性格。他筆下的人物無論辰河上的妓女、水手,還是農人、里長、商人、士兵,也不論男女老少,全都重義輕利、守信自約、豪爽正直、相親相愛,是作家理想化了的自然人性。

       青年男女的愛情作為優美人性的集中表現,在沈從文筆下如詩如畫。英俊、瀟灑的美少年,漂亮、聰明的俏姑娘,山間對歌的熱烈,星夜幽會的靜謐,仿佛《詩經》中那種男女歡悅的歌聲、《九歌》中動人的人神戀愛故事。像浪漫主義文學經常表現異域邊地生活一樣,沈從文經常描寫湘西苗族青年的愛情生活。《龍朱》中少年龍朱有天生的美貌和高尚的美德,因超眾的俊美得不到愛情而苦惱,但終于用動人的歌聲得到了大膽而美麗的姑娘。《神巫之愛》中與龍朱同樣美貌如神、光彩照人的少年神巫,驕傲地拒絕了一切多情的女子,卻被一位美麗動人的啞姑娘打開了心扉。《媚金.豹子.與那羊》雖然是青年男女殉情的凄美悲劇,但媚金和豹子對于愛情的忠貞和執著,沒有都市文明中的物欲橫流,一切都是真正的返樸歸真,有的只是愛情的純真,誠實不欺,一切都聽命于人的天性,人的熱情。

       正是以宗法式原始農村生活作為理想批判現實的思想出發,沈從文抨擊都市物質文明所帶來的愛的墮落,愛情作為人的天性,卻被“移到牛羊金銀虛名虛事上來”,“美的歌聲與美的身體同樣被其它物質戰勝成為無用東西。”因而他竭力歌頌農村青年男女那種原始的野性的愛情生活,他認為比起都市物質化的愛情生活來,這種愛更合乎自然理想,保存了更多的原始人性。
       他筆下這種優美的“人性”,從其積極意義上來說,他從下層人民身上發現著美,體現著我們民族勤勞真誠的美德,而這種優秀的道德顯然具有歷史的繼承性,而將顯示永久的生命力。但由于沈從文對現實和歷史理解上的偏差,他的“人性”也成了一種絕對完美的最高標準,成了一種缺乏歷史分析的抽象。這種抽象造成了沈從文的“人性”,因為缺乏具體的現實內容和時代氣息而空洞,造成對現代文明的簡單否定。
二、神秘原始與田園牧歌之湘西世界



(一)、神秘原始如夢似幻的湘西世界

       作為文學創作主體,沈從文的創作植根于他自幼生長的湘西世界,那些最先進入沈從文鄉土描繪領域的,是湘西的神話傳奇和民間故事。《漁》、《神巫之愛》、《媚金.豹子.與那羊》、《月下小景》等系列作品,描繪了一片未被現代文明污染的原始的人性世界。他從湘西那些濃厚的原始民俗民風里,找到了一條“心與心溝通”。“人與美與愛的接觸的路”[3],希望通過瑰麗的神話與民間故事,讓那些男女主人公身上彌漫的原始生命力,讓那些熱情、勇敢、誠實的高貴品質,來抗拒現代都市人性的墮落。這是作者頭腦中建構的“另一時代”,既是一種虛幻的夢想,也是一種真誠的期待。

       《月下小景》故事背景被設置到一個為人類所疏忽的歷史所遺忘的殘余種族聚集的“山砦”。他描寫了一個這樣的故事:主人公儺佑和他的情人正處于狂熱的戀愛中,但是他們那個民族的習俗---女人只能與第一個男子戀愛,獻出她的貞操,然后才能與第二個男子結婚----總是陰影般地籠罩在他們頭上。他們熱戀的喜悅中常含有淡淡的悲哀,他們誰也不想照習慣先把貞操給第一個人蹂躪之后再結婚。他們必須時時克制著自己的行為。秋天成熟了一切,也成熟了兩個年輕人的愛情。在一個黃昏將近的山坡上,“兩人皆在忘我的行為中,失去了一切節制行為的能力,各在新的形式下,得到了對方的力,得到了對方的愛,得到了把一個靈魂互相交換移入自己心靈深處的滿足。”但當銷魂的片刻過去之后,面對魔鬼般的民族習俗,想起他們必要遭到的不幸命運,他們的心流血了。在對生的意義苦苦思索中,從本民族一首歷史悠久的歌詞中,他們想到了“戰勝命運,只有死亡,克服一切惟有死亡可以辦到”的愛、生、死的真義,于是,“他們快樂地微笑著,在那片融融月光之下,很快樂地咽下了那點同命藥。”他們從容地接受了死亡,死得那樣的自在與無怨,伴隨著永恒的微笑,雙雙攜手相抱,似乎是到另一個世界結婚旅游。

       這是一首靈肉交融的生命頌歌,在這里,愛情被賦予了一圈超越塵世的圣潔靈光。死亡在這里并不意味著毀滅,相反,它象征著精神之光、愛情之花在天宇蒼穹中的閃耀和燃燒。

       《媚金.豹子.與那羊》中,當媚金按照豹子事先指定的地方如約來到那個天生為少年情人預備的黃村寶石洞,滿心歡喜地等待她那即將到來的年青壯美的情人,做著種種即將成人新婦的美夢時,而豹子卻因為為了按照當地習俗獻給媚金一頭白羊才能幽會而到處奔忙,他一連好幾次都不如意,終于在天亮時從一個路邊深坑里救出了一只如意的純白小羊,可當他興沖沖地抱著白羊去見媚金時,天快亮了,媚金在洞中久等豹子不來,以為他負心違約,一氣之下自殺殉情。豹子弄明白媚金的死因后,最后也跟著媚金一同死了。

       和《月下小景》一樣,這個故事也通過男女殉情來贊頌真摯的愛情,沈從文在小說中不無感嘆地寫道:“地方的好習慣是消滅了,民族的熱情是下降了,女人也慢慢地像中國女人,把愛情移到牛羊金銀虛名虛事上來了,愛情的地位顯然是已經墮落,美的歌聲與美的身體同樣被其它物質戰勝成為無用的東西了,就是有這樣好地方供年輕人許多方便,恐怕媚金同豹子,也見不慣這些假裝的熱情與虛偽的戀愛,倒不如還是當成圣地,省得來為現代的愛情臟污好!”在此,他運用了一種優美抒情的象征手法,抒發著自己內心深處對中國西南少數民族文化漸漸消亡的惆悵。

       在《龍朱》里,沈從文通過對白耳族王子龍朱從外貌到品行的高度贊頌,同樣慨嘆著少數民族傳統美德,如誠實、勇敢、熱情的漸漸消失,他只能一天一天憂郁下來,懷念那個漸行漸遠的美好時代。

(二)、田園牧歌詩情畫意的湘西世界

       《邊城》是沈從文一部優秀的中篇小說,作者創作時曾告給讀者:“我準備創作一點純粹的詩,與生活不相粘附的詩。情感上積壓下來的一點東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我需要一點傳奇,一種不朽的痛苦經驗,一分從我‘過去’負責所必然發生的悲劇.換言之,既完美愛情生活并不能調整我的生命,還要用一種溫柔的筆調來寫愛情,寫那種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與我過去感情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4]。”顯而易見,作者的緣由,是出于“不朽的痛苦經驗”,是對于過去甜美生活的痛苦回憶。

       《邊城》用人性描繪了一個瑰麗而溫馨的“邊城”世界,一個充滿“愛”與“美”的天國。在這里,人性皆真,人性皆美,這里人人勤勞,為他人作奉獻,如老船夫忠于職守,對過河人分文不收,即使硬給他也要退回去,實在難卻的則買了煙茶再招待過往的鄉親。這里雖有貧賤之分,富人卻樂施好善,如掌水碼頭船總順順不因家境富實而盛氣凌人,能夠常常體恤窮人,送給老船夫鴨、粽子等;老船夫死后,他資助并組織安排以料理喪事。這里未經商業文化的侵染,商人好義遠利,如屠戶見老船夫前來買肉,特意切一塊好肉給他,執意不收老人的錢。楊馬兵、翠翠、天保、儺送、商客、妓女、船工,各式人等均待人以誠,表現出仁厚、純樸的原始民風。加上美麗的自然環境,青山綠水,往來的船只,彎彎的山路,吊腳樓支撐的茶峒小鎮,儼然是如詩如畫的世外桃源。

       《邊城》中,翠翠是沈從文傾注了“愛”與“美”的理想的藝術形象。沈從文在《老伴》、《水云》等文章中說過,翠翠是由“絨線鋪小女孩”、青島嶗山的“一個鄉村女子”以及“身邊新婦”三個原型“合成”的。是經過作者鄉戀情結與懷舊思想孕育起來的一個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翠翠的出身具有傳奇性,是其父母圣潔愛情的結晶。她的母親即老船夫的女兒與茶峒一位軍人熱戀并且懷孕,軍人既不能違背老船夫女兒的意愿與之遠走高飛,又不能回軍隊有損軍隊的名譽,便服毒以身殉情;船夫女兒疼愛腹中胎兒,待生下翠翠后去飲冷水致死,追隨情人而去。翠翠來到人間,便是愛的天使愛的精靈。她爺爺把她領大,一老一小相依為命。“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一只小獸物。”“邊城”的風、日、山、水,使她出落成為一個眉目清秀、聰慧溫柔,且帶有幾分矜持、幾分嬌氣的少女。她既是人的至性---愛情的女兒,又是大自然孕育與教化的女兒。在她身上“天人合一”,她是美的精靈與化身。

       老船夫是“善”的化身,沈從文同樣是把他放在“愛”與“美”的人性天國進行刻畫的。

       他是邊城世界里的公仆,五十年如一日,在溪水中為往來過客擺渡,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天職,任勞任怨,鞠躬盡瘁。他為別人活著,從不計較個人得失,靠公家發給的三斗米、七百錢維持祖孫二人的清貧生活。他質樸憨厚,俠義心腸,不僅拒收過客的錢財,而且慷慨大方、善待鄉親,有時在渡口遇到熟人,常請到家中喝酒,有時在城里別人想嘗他的酒,他就把酒葫蘆遞上讓人喝個夠,因此他頗受眾鄉親的尊重。他“一到河街上,且一定有許多鋪子上商人送他粽子與其它東西,作為對這個忠于職守的劃船人一點“敬意”。

       《長河》以沅水上游碼頭呂家坪作為故事發生的地點。沈從文依然以激情淋漓的筆觸,描寫呂家坪的人性美與風俗美,他一開篇就介紹當地橘子“只許吃不肯賣”的純樸風俗,尤其對呂家坪的橘林秋色、農家摘果、行人擺渡、船攏碼頭等鄉土風俗風情,描寫得絢麗多彩,詩意盎然,頗具鄉土氣息,從人性美的表現看,塍長順與夭夭身上,依然保留著老船夫與翠翠的影子,作者通過這兩個主要人物,表現著湘西自古不變的“常”,即人性永恒的美。

       《三三》里的三三與翠翠、夭夭一樣,天真、單純、乖巧、活潑,有著湘西少女特有的純情天性,她生活的環境也與翠翠、夭夭生活的環境一樣,毫無世俗的侵染,堡子里比屋連墻、山明水秀、嘉樹成蔭、池水澄澈,魚戲其間,猶如浮在透明的空氣里,誰想吃魚了,誰都可以拿個釣竿去釣,愿意釣多少就釣多少,末了,釣魚人總是把釣到的大魚送兩條給住在池塘門前的主人,而三三也在這個世外桃源般的仙境里,換幾回新衣,過幾回節,看幾回獅子龍燈,慢慢地就長大了。
三、野性張揚與渾沌愚昧之湘西世界



       在《柏子》、《虎雛》、《虎雛再遇記》、《一個戴水獺皮帽子的朋友》等作品中,沈從文反復贊頌一種粗獷、雄強的原始生命力,他在《虎雛再遇記》里這樣寫道:“一切水得歸到海里,小豹子也只宜于深山大澤方能發展他的生命”。“幸好我那荒唐的打算有了岔兒,既不曾把他的身體用錮定,也不曾把他的性靈用本錮定。這人一定要這樣發展才像個人!”這當然不是歌頌愚昧和暴力,而是出于一種改造虛偽、孱弱“國民性”的真誠思考,正如蘇雪林所評論的:“他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蠻人的血液注射到老邁龍鐘頹廢腐敗的中華民族身體里去,使他興奮起來,年輕起來,好在二十世紀舞臺上與別個民族爭生存的權利”。“他很想將這分野蠻氣質當火炬引燃整個民族青春之焰,所以他把‘雄強’、‘獷悍’,整天掛在嘴邊。他愛寫湘西民族的下等階級,從他們齷齪、卑鄙、粗暴、淫亂的性格中發現......也有同我們一樣的人性[5]。”這一解釋與評論,能幫助讀者深入理解沈從文的表現人性的小說,也將他寫性的作品與一般性愛小說、黃色小說區分開來。

       在沈從文的小說中,還有一類因受封建禮教的荼毒致使愛情理想的實現受到阻礙而以悲劇結局的故事,在這類故事中,他以現實主義的精神壓倒了他慣用的那種具有浪漫主義情調的牧歌情趣,譴責了舊中國農村種種違背人性的陳規陋俗,這類作品以《蕭蕭》、《一個女人》、《巧秀和冬生》、《傳奇不奇》等為代表。

       在《一個女人》中,沈從文講述了十四歲的三翠嫁作人妻,十五歲生子。“但是,時代變了”。“爹爹一死,作丈夫的隨了人出外縣當兵去了[6]。”兒子一年年長大,丈夫卻不見歸來。小說結尾三十歲的三翠“抱了周歲的孫兒”[7],兒子兒媳將再次重復父母輩的人生悲劇。

       《蕭蕭》中的蕭蕭也是12歲就做了人家的童養媳,婆婆“生來像一把剪”[8],丈夫是個比她年少九歲的“弟弟”。蕭蕭在進入青春期后被花狗引誘失身。雖然最后因為生了兒子而全家歡喜,沒有遭到沉潭的酷刑摧殘,卻始終遭人遺棄,與“愛情”二字無緣。

       而在《巧秀和冬生》里,另一位大膽追求個人幸福卻慘遭沉潭命運的女性----巧秀的母親卻沒有蕭蕭那么幸運,她二十三歲守寡,因“不安分甘心如此下去,就和黃羅賽一個打虎匠相好”[9],族中人將二人生生捉住,捶斷了打虎匠的雙腳,加之族祖又讀過幾本“子曰”之書,勢力強大,就由族祖建議將巧秀娘背負石磨殘酷沉潭,面對如此厄運,臨死前巧秀娘卻囑咐她的三表哥叫巧秀長大后不要記仇,從容赴死。

四、人格覺醒與苦難深重之湘西世界

       沈從文有一部分反映現實內容較多的如《丈夫》、《貴生》、《牛》等作品中,描寫了“湘西鄉下人”人格尊嚴的恢復與生命之火的復燃。牛大伯、貴生和丈夫,他們起初總是在社會和生活的重壓下喪失了自己的本性,壓抑了自己的生命力,但當他們發現這種壓抑只是一種自我摧殘與自我欺騙時,他們就寧愿過一種更艱辛、卻更合乎人性的生活。所以《丈夫》中的丈夫在耳聞目睹了妻子在船上的生活種種之后,終于喚醒了丈夫的自尊與人格意識。他從切膚之痛中發現自己可憐又可悲,作為丈夫的地位、權利與尊嚴已被剝奪殆盡,在屈辱、痛苦中終于在第二天早晨帶著他的妻子回轉鄉下去了;《牛》中的牛大伯失手傷了牛的一只后腳,因怕誤農時而想方設法、費盡周折請人治好了牛,當牛大伯可用它耕地、暢想秋天收獲的時候,他的牛卻意外地被“衙門征發到一個不可知的地方去了”。“官府”的征收把他的希望變成絕望,他仇恨“官府”卻又奈其不何,后悔當初“為什么不重重的一下將那畜生的腳打斷”。《貴生》中的貴生,他放火燒自己和小賣店老板的房子也和丈夫的哭一樣,是痛苦到忍無可忍時的發泄,是鄉下人無目的的發泄,他發泄的對象不是真正的責任者五爺,而是與自己一樣的無辜者。但他的覺醒與那個丈夫和牛大伯相比已是先進一步的覺醒了。

       沈從文的湘西作品,還有不少描寫生活底層的勞動人民悲苦的命運,但作家沒有簡單地再現他們生存的艱辛,更多的是表現他們在痛苦和不幸面前迸發出的頑強堅韌的生命力。

       生活在沅水流域的蕓蕓眾生,盡管背負著祖祖輩輩因襲的重擔,盡管處于官紳兵匪重重相欺的險惡的社會環境中,卻在艱難竭蹶下顯示了令人驚嘆的生存能力。滔滔江流上的水手和沿岸的農民、礦工、士兵們,在悲涼嚴酷的現實面前并沒有怨天尤人,而是頑強地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生生不已,享受生命的樂趣。這其間既有命運的生的掙扎,又有執著于人生的愛的喜悅。

       在《長河.題記》里,沈從文這樣寫道:“ 去鄉已經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來,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極大的進步,試注意注意,便見出在變化中墮落趨勢。最明顯的事,即農村社會所保有的那點正直樸素人情美,幾乎快要消失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惟實惟利庸俗人生觀”,是“做人時的義利取舍是非辨別”的“泯滅”。進入湘西的“現代”二字,不過是這紙煙罐頭之類,“點綴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公文八股和實際世故。”青年人失去了長輩品德,日益淺薄和享樂趨附時髦。作家用“從鄉下隨著帶來的尺秤”對現代文明進行了批判,他在對田園生活和都市文明進行道德評論的基礎上,把田園生活加以理想化,理想的田園生活正在成為過去時,他感到了失望和惆悵。

       《七個野人和最后一個迎春節》是反映都市文明入侵下農村生活變動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小說描寫統治勢力伸向北溪村這個世外桃源,原有的宗法制度、風俗習慣,都要被政治和“法律”代替。人們對于這種破壞原始民風,帶來種種的“設官”感到憤恨但又“無可奈何”,只好在設立官府前最后一個迎春節痛飲狂醉。但是獨有年長的獵戶和他的六個年輕徒弟沒有醉倒,他們抗拒官府,逃進深山,以打獵為生。他們做工吃飯,在世界上自由地生活。保存了一切勇敢誠實天性和美德的“野人”,雖然最后被官兵捕殺,但他們對“平均”、“公道”生活理想的追求,不畏強暴反抗黑暗現實的“判逆”精神,卻是典型的浪漫悲劇英雄。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作家之所以熱情歌頌原始性的鄉村生活,并不是試圖美化現實,粉飾太平,恰恰相反,倒是外來文明影響下的現實生活在作品中受到了猛烈的抨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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